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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出了一大批宋元时期的玉器，诸多院藏精品纷纷亮相。10到14世纪，民族政权并立、更迭，宋、辽、金相互对峙，时而战乱、时而结盟的局面，直到元朝才天下底定。但玉器成长的脉动，并未受政治动荡影响而停滞，反而因为异文化的接触、冲击与交融，得以广纳更多元且缤纷、生动的内容，好比朱熹的诗句“为有源头活水来”一般，显得生机盎然，并且为后世创立新的典范。
宋代朝廷为彰显道统，整理上古礼乐遂成国家大事。依循传统，玉质的“祭器”与“瑞器”仍是礼制中崇高的象征，辽、金、元则深受宋人典章制度的影响，故此时如封禅典礼的祝祷文册、冠服中之带饰或帽顶等礼仪器用，均以玉为尊。
在知识分子亦参与求古探源，复古风潮兴起之际，出土的古铜、玉器不再只是祥瑞吉兆，更被视为历史文化的载体，以追慕古代政治理想与圣贤遗德，因此，引发出集藏、研究、编目、仿制，甚至伪造古器的潮流，启发后代文人品位的脉络。仿古风格玉器除了仿作璧、琮、璜形佩等古代玉器类型，更开始以玉仿上古铜器如壶、匜、卣、簋等造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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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为契丹、金乃女真、元系蒙古为主所建立的政权。这三支北方民族逐鹿中原前，游牧、渔猎是其生活的方式，故“弋猎网钩”是无法亦不可忘记的国族根本，因此临水岸纵鹰擒雁;入山林猎鹿射虎成为仪式外，相关题材与元素亦皆纳入其玉器纹样中，而呈现出的惊险画面或季节色彩。
相对南方的宋人社会，三教合冶“以佛修心、以道养生、以儒治世”的思潮下，玉器有了表现佛家经典故事;道家玄逸吉祥况味;儒家尚古穷理思想的样式与图案，甚至还彼此杂揉并列。如此具有丰富底蕴与哲思的玉器风貌，对于北方民族也是一种文化冲击与吸引。
玉质“燕器”，即以玉做的日常瓶、盏、盘、盂等用器，在宋代是奢华象征。当时汉人士大夫“崇俭”，大臣尝以“不用玉器”为祖宗家法谏言帝王。徽宗饮宴欲用玉器，即畏人议论“太华”。反观北方辽、金、元，虽一度有“禁造玉器”之令，但实际贵族并无顾忌，不时可见玉盘、碗，甚至马具亦嵌玉饰，隐约形成北盛南敛的状况。
就有限的考古出土物，10至14世纪的玉器大半为小巧的服饰、文房用品，部分玲珑细致，但多数简单朴实。然而传世品中，尤其清宫收藏者，却出现一些宋至元代华丽与大方兼备的玉质“燕器”，正足以补述当时多元的等次与风格。
台北故宫博物院还藏有大量的“玉顶”，以元朝作品为主，搀杂金代者，亦有不少明、清仿作。一般认为“玉顶”原置于帽上，明代的收藏者或沿用原功能为帽顶，或改嵌于炉盖上为炉顶。其数目虽多，主题却可以大致规划出“汀渚鹭鸶”、“螭虎伏丘”、“花间行龙”、“荷叶鸳鸯”及“春水”、“秋山”等类。“螭虎伏丘”多以高浮雕技法制作，较为厚实，其余各类则惯用多层次镂空，营造层层叠叠的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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