女墙又叫"垛墙"是建立在外城墙保护内城的防御工事~一般建立在宫城（最高行政中心）之中～用于抵挡弓箭和发射弓箭的掩护物～用于巷战和最后的抵抗～由于怕影响城市的采光性～所以垛墙比较矮～不用说训练有素的军队就是女人也可以翻过～故也称”女墙”到宋代～由于攻城武器的发展特别是火器的应用～垛墙开始失去自身防御弓弩的作用～逐渐变化为－－现在的－－照壁宋代官府编写的《营造法式》上有个书面解释:“言其卑小城墙的意思。比之于城,若女子与丈夫也。” 意思是说城墙厚实,保伟丈夫;女墙单薄短小,像弱女子。 女儿墙具有保护性功能。
古代的城池与现在的城市有何异同？
在古代，城某种程度上就代表了国。特别是某些弱小的方国，往往整个国，就只有一座城，这座城就是指这个“国”了。一旦城被攻破，这个“国”也就被灭了。典型的例子，因为镐京城被攻破、周幽王被杀，即便周王国还有不少领土，但古往今来人们都说西周“已亡”！
正因为城的意义如此重大，所以对于城的防御能力各个古代国家也都极其重视。因此，在古代首先选择城址时都非常谨慎小心，通常都选在利于防守、水源充足之地。中国古代有两大区域经常被古人选作建都之地，其一是渭河平原，其二是洛阳盆地。为什么这两块区域会如此受古人青睐？就是因为这两块区域都四周环山，水源充足。四周环山则利于防守，水源充足则利于生活。
其次，古代城市的城墙也是一大特色。在古代，军事科技尚不发达，城墙对于城市的防守至关重要：城墙越高、越厚，则城市被攻破的难度越大。因此，古代凡是城市，没有不筑城墙的。但作为大一统的中央政权来说，就得担心另一个问题：万一辖属的哪座城市发起了反叛怎么办？城市不能完全没有防护功能，这样就容易被别国轻易入侵；防御能力太强，万一被手下人占据反叛，自己平叛就困难。
为解决这一难题，西周时还单独出台过城墙“建筑法”：
天子之都城方九里，约五百四十雉（“雉”为城墙计量单位，一雉长三丈、高一丈）；周王室所辖大城为都城的三分之一，是为方三里，合一百八十雉；中型城市为都城五分之一，方一里又二百四十步，合一百零八雉；小型城市为都城九分之一，方一里，合六十雉；
公爵之国，都城方七里，合四百二十雉；国中大城方二里又一百步，合一百四十雉；中型城市方一里又一百二十步，合八十四雉；小城方二百三十三步二尺，长四十六雉；
侯、伯爵之国，国都方五里，合三百雉；国内大城为国都的三分之一，为一百雉；中等城市为都城五分之一，合六十雉；小城则为三十三雉又一丈；
子、男之国都城与周王畿内的大城相仿；大城与侯、伯之国的中型城市相仿；中型城市方一百八十步，合三十六雉；小型城市方百步，长二十雉。（《周礼·东宫·考工记》）
从其中内容可知，不同等级的诸侯国，其城墙的规模存在严格限制。这种限制不光是体现等级高低，更重要的是防止据有城池之人造反。
在著名的“郑伯克段于鄢”的故事中，姬段在京邑（今河南荥阳东南）筑城超过了百雉，就是违反了这一“建筑法”。因此，郑庄公的手下才会担心姬段会造反，及时向他汇报：“城墙过百雉，就是国家之害！现在京邑城墙已超过这一规定，您怎么能允许这一事情发生呢？”
对于现代城市而言，虽然也存在军事防御一说，但现代防御理念与古时已大不相同。国家防御更多体现在无形的军事实力上，而不是有形的城墙。现代城市更强调发展，因此城市建设是开放性的，基本不会再筑城墙——这样反而限制了自身的发展。（当然，特朗普同学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，要为国建墙，这是一种特例。）
其实，古人也有人意识到了这点，对于给城市筑墙的行为予以驳斥。
公元前519年，囊瓦被楚平王提拔为楚国令尹。刚一上任，他就遵循祖父临终遗嘱，在楚都郢筑城墙。这一行为遭到了大夫沈尹戌的强烈批评：“子常（即囊瓦）一定会丢失郢都！如果不能保护国家，就是在郢都筑城也没用！自古以来，天子强大，就让四夷为国守边境；天子衰微，则让诸侯为之守边境。诸侯强大，则让邻国为之守边境；诸侯衰弱，则必须自己守住边境。如果国家无外患，民众又能安居乐业，国都还需要筑城吗？如今因为害怕吴国而在郢都筑城，所守的范围就太小了，能不败吗？”
沈尹戌的观点，在春秋战国的乱世中提出，无疑相当超前：只要能保证国家无外患，民众能安居乐业，国内的任何一座城市都无需筑城。在现代国家中，这一观念已相当普遍，所以现代城市几乎不再有实体城墙环绕。可在丛林法则的春秋战国时代，虽然沈尹戌提出了这一观点，但真正敢于实践的国家却可以说几乎没有。
也许，这就是古代城池与现代城市的最大区别之处吧：在城市建设理念上就存在根本性的差异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