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家背后有风水师吗,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丢人现眼的所谓大师？

这大师啊国家背后有风水师吗，圣人啊，都是那些不学无术的人,为了能够自己出人头地，才把那些有一些名气的人吹捧成大师，圣人，实际上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。有意思的是那些他们吹捧的圣人，大师实际上都离开了人间，因此他们就成为已经圣人，大师的大师了，这样的人多了，这大师就满天飞了，就如研究古诗词，研究孔圣人的,研究老子的,研究鲁迅的还去体会孔乙己的,这不让人笑掉大牙了。

所以，今天所谓的大师们实在是一些披着一些名人的外衣的“假洋鬼子”,他们总是既糊弄自己，也糊弄别人，这就是今天大师满天飞的真正原因。

古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为一个神权国家？

记得小时候，太姥姥在家里拜神。

因为那几尊神像，看起来阴森森的。尤其是到了晚上，越看越瘆人。所以我和表弟、表妹就总觉得家里能看见鬼。

后来，我们说的话被太姥姥听到了，她就很严肃的说：“世界上没有鬼，别乱说！”

我们仨的脑回路，当时就宕机了。愣是搞不懂这是啥操作。

既然不相信有鬼，那干嘛要拜神呢？

神和鬼不是同一个体系内的玩意吗？

直到多年后，我们才明白，自古以来，咱们中国人都是“敬神”而不“信神”。

遇事不决，去庙里求签。

抽到好签——感叹菩萨真灵，菩萨保佑。

抽到凶签——什么破庙？下次再不来了。

人在路上走，眼皮子跳。

左眼皮跳——左眼跳财，这是好征兆呀！

右眼皮跳——什么右眼跳灾？都是迷信！

大多数人都是如此。习惯于“功能性拜神”。

没需求的时候，绝对不去拜神。

有需求了，一定要去庙堂拜拜。

进去之后，不管什么神，先拜了再说。信不信不重要，关键是神要保佑自己。不能保佑自己的神，那是假神仙，下次不拜了。

一言以概括之，大家虽然拜神，但拜神的前提是要把“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”。

对自己有利的才相信。不利的，不信。不是神说啥就是啥。这就是咱们中国人普遍信仰的神明观。

回到这个提问来说：为什么我国古代没有发展成一个神权国家？

因为我们国家很早就缺乏神权统治的土壤。

现在的中国人，汽车后视镜上绑红绳，档把上挂佛珠，反光镜上挂毛爷爷像，副驾驶收纳箱里还放着几本佛经。然后开口就是“上帝说什么什么”。

表面上看起来，好像什么都信。很虔诚。

然而其实，这种人骨子里是什么都不信。

古人也一样，感觉庙太大了，只供一尊神太浪费地儿了，就多供几尊。把儒释道的大神全搁在一起供。拜一次就全拜了。

明朝时，朱棣曾下旨“禁祀孔子于释老宫”。

严禁将孔子、佛氏、老氏并祀于一堂。

但老百姓不理会朝廷禁令，一切如故。

像这种“敬神”，却从不“信神”的社会。神权又怎么可能凌驾于皇权之上，继而发展成神权国家呢？

说到这里，又有个新疑问：难道华夏文明从诞生之时起，就是如此吗？

实际上，也不是。

夏朝尚神，商朝尚鬼。夏商时代，祭祀非常活跃。几乎就是“遇事不决就拜神”。

当时的中国与埃及、两河、印度、欧洲、美洲原住民文明一样，掌握祭祀的人，享有很高的话语权。可以说，神权和王权并立，甚至可以说，神权有时候还大于王权。

只不过，由于从周代开始，华夏文明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世俗化理论体系，所以才导致我们对神明的态度变成了“功能性拜神”。

这个转变的过程，大致如下：

商代以前——神最大，一切靠老天保佑！王也不例外。

西周时期——德行要好，老天才会保佑！王只是天子。

春秋时期——天子算个屁，德行好就行，没老天啥事。

战国时期——只有德还不够，还得有刑。没老天啥事。

秦朝以后——用刑管制，用德教化。天子掌管祭祀权。

这方面的变化，看典籍就知道了。

比如《尚书》。

天不可信，我道惟文王德延——《尚书》

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——《尚书》

民之所欲，天必从之——《尚书》

《尚书》创作于西周。从以上摘取的内容就不难看出，西周时期的人就意识到了，神明不可信。

不是说你祭天，你就是天子，天就一定会保你政权的延续。

你除了祭神，还必须要有德行，要对老百姓施仁政，你才配得上天子之名。

如果你对老百姓不好，老百姓想推翻你，天也会听从老百姓的呼声灭亡你。

还比如《左传》。

（曹刿）问：“何以战？”（鲁庄）公曰：“衣食所安，弗敢专也，必以分人。”对曰：“小惠未遍，民弗从也。”公曰：“牺牲玉帛，弗敢加也，必以信。”对曰：“小信未孚，神弗福也。”公曰：“小大之狱，虽不能察，必以情。”对曰：“忠之属也。可以一战。战则请从。”

齐国打鲁国，曹刿问鲁庄公，你凭什么与强大的齐国作对？鲁庄公说，自己平时对鬼神祖先很敬重，自己有神灵保佑。曹刿直接表示神灵是不会保佑您的。你只有对鲁国老百姓好，你才有一战之力。

春秋时期，礼崩乐坏，旧有的社会理论遭到了全面的颠覆。周朝的“天最大”，以及周天子代天施政的观念受到了挑战。

当“天”这个概念被诸侯捅破了个窟窿后，统治者再想补起来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
所以从这时候开始，德行的重要性就超过了祭祀。统治者只要有德就行了。没天啥事。

再比如《孟子》。

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——《孟子》

孟子说的话，就很直白了。老百姓才是政权稳定的关键。压根都不提神明。

又比如《礼记》

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，致知在格物。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——《礼记·大学》

西汉的戴圣认为，当政治国的人必须要有“絜矩之道”。要得民心，要有德行，要知道德本财末的道理。

神，当然是要敬的。但不能搞错了本末。

你是因为有德，有民心，你才是天子。所以你才掌握了祭天权。

不要小看了这些先秦典籍的重要性。

因为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后，这些典籍都是儒生必读的。特别是从隋唐开始，当科举制度兴起之后，像《尚书》这样的书籍，都是考科举的人必须读透彻的书籍。

这就跟基督教，伊斯兰教的经学院一样。许多基督教徒和穆斯林，从小就学经典。

只不过，他们学的是上帝或者真主是如何创造世界的，要如何敬神。

而在中国，读书人学的是天不可信，单靠祭祀打不了胜仗。统治者只有保民，只有依靠老百姓，才能延续其政权。

总的来说。神权是在周朝之前比较明显，商朝人就特别迷行，小大之事悉皆卜之。

但从周朝开始，神权就逐渐不重要了。皇帝虽然名为天子，掌握代民祭天权力。但统治者也明白，那都是扯蛋玩意。单靠神权唬不住老百姓。自己真正维持统治的法门，是用刑法管制老百姓，用德行教化老百姓。

谁敢用神权来挑战自己，自己就灭了他。

比如三武一宗灭佛运动。

连皇帝都如此现实，老百姓就更现实了。神权社会自然不会出现。